关于经方
师生关于经方的讨论实录
黄煌 张薛光 苗志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
(上接3月25日6版)
三、经方的重投与轻取
张薛光(南京中医药大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):岳美中先生提出“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,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”,请结合您的临床经验谈谈经方治疗急性病、慢性病的特点。
黄煌(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:急性病用药品种不宜多,但量要重。比如退热时柴胡可达30克以上;攻下时大黄可用20克,上海的焦东海教授竟用200克以上。清代温病学家余师愚治疗瘟疫,石膏达数斤,用药量大,但中病即止。可是,对于慢性病的治疗,用药量就不宜大,宜小量常服。比如我治疗慢性肝炎,量很小,小柴胡汤每味仅数克。此外,守方很重要。守方的含义,指处方结构不必大变,有时服用数月不更。江苏孟河名医费伯雄以治虚劳名世,其治病,常常是一方常服数月或数年,病人中更有“终身宝之”者,这就是善于守方的高手。我有个糖尿病患者,90年代初来诊时,血糖居高不下,两腿浮肿,血压高,后坚持服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味,10多年不间断,现身体状况很好,没有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。现在许多青年中医,朝凉暮热,昨补今攻,枪法乱来一通,最后根本无法总结经验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,关键是对患者的体质和所患疾病的转归不清楚,是理论修养不够,也是临床经验储备不足。除以上原因外,可能还陷入了一种误区,总以为中医辨证论治就是要不停地加和减,其实,这种想法容易使辨证论治趋于庸俗化。辨证论治应该是抓主要矛盾,抓基本病机,而不是根据一些症状来加减对症治疗。
有人以为经方只能用于重病大症,而现代的慢性病则适宜用时方。这是一种模糊认识。经方中既有峻剂,也有缓方,其峻急如闪电雷暴,其和缓似和风细雨,白虎汤、大承气汤、大陷胸汤、大柴胡汤、三物白散、十枣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、真武汤等是峻剂,而甘麦大枣汤、桂枝汤、炙甘草汤、柴胡桂枝汤、黄芪建中汤、麦门冬汤等就是缓方。我曾用白虎汤治愈血小板减少导致的暴崩,用大柴胡汤治疗过胆道感染引起的黄疸、高热、腹痛,用真武汤救治过低蛋白血症的腹水。其用药猛,用量大,取效也快。我也经常用炙甘草汤治疗食道癌、胃癌晚期恶液质,用酸枣仁汤、温胆汤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失眠烦躁,用黄芪桂枝五物汤、五苓散治疗肿瘤化疗后的贫血。这些处方常常服用数月数年而不更,这就需要对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有充分的把握,才能坚守原方。
在经方中,没有一成不变的轻方或重方。有的时候,同样的方药,由于剂量的不同,也可演变成不同的快慢节奏。比如,小柴胡汤治疗急症发热,柴胡达到30克,黄芩用20克,一服大汗而热退。但用于慢性肝炎,则柴胡仅用6克,黄芩6克,半夏6克,甘草3克,嘱患者常服数月甚至数年。半夏厚朴汤是治疗神经症的调理方,非常温和。通常半夏、厚朴在10克左右,但对那些痰病重症,则常常量至20克以上,厚朴也达20克。此时,痰气交阻,非燥烈不可。五苓散也是平和方,但用于肝硬化腹水时,白术要达80克,气势也够大的。类似的经验很多,总的来说,这些经方或重投或轻取,都是根据病情而定,方证相应是基本原则。
四、提倡经方但不排斥时方
苗志国(南京中医药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):经方与时方并非完全割裂,虽然以不同的理论作指导,但只要用得好,临床都有疗效,那么,两者如何结合呢?您所说的“药证”是否就是它们的结合点?另外,对四气五味、升降浮沉等应当如何看待?
黄煌:是的,我们提倡经方,但并不排斥时方。严格来说,对中医配方优劣的判定,不能以古今为标准,也不能以能否解释为标准,只能以有无疗效作标准。而能否取得疗效的前提,应该是方证相应,方证是两者的结合点。因为无论经方、时方,只要是中医配方,应该都有方证,只是文献记载中,经方的方证比较明确,而时方的方证往往隐藏于病机方义之中,难以把握而已。要破译时方的方证,从药证入手,是个好办法。这就是前人所说的以药测证,但其药证主要依据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中的记载和后世的经验。
比如补阳还五汤,虽是清代的配方,但其中所用的药物,大多是张仲景的常用药,所以,根据仲景药证,自然可以将黄芪证作为补阳还五汤证的主要指征。还有玉屏风散,也是后世方,但用同样的方法,可以破译玉屏风散、四君子汤的方证。破译时方方证的方法,还可以从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唐方入手。研究古代的药证,这适合于仲景没有使用或所用不多的药物,比如石斛、牛膝等。我通过唐方中应用石斛的经验,发现石斛主要是用于脚弱无力而口干的病症,现在我用于治疗糖尿病引起的下肢周围血管病变,效果不错。但有些时方中的药证,很模糊,比如厚朴花、橹豆衣、桑叶、菊花、白花蛇舌草、夜交藤、合欢皮等。
至于四气五味、升降浮沉等学说,是金元以来解释药性功效的一种工具,是一些临床经验的总结和概括,对于遣方用药有帮助,但是不能拘泥。因为有很多药性和功效是无法用以上的学说去解释的。对此,清代的徐灵胎先生就有精辟的论述,他说“凡药性有专长,此在可解和不可解之间,虽圣人亦必试验而后知之”。
苗志国:经过两千年的发展,药物品种已经极大地丰富,有些药物如牛膝、红花等也大量出现,能否按照经方的思路方法,创制新的“经方”?或者从时方中精练出新的“经方”?张锡纯的方是否也有经方的思路?
黄煌:创造新的经方,完全有必要。但是,创造的途径只能是经过实践,而不是凭空推理。我不大喜欢看明人的方书,主要是讲阴阳水火的理论太多,太空,把一些经方的方义给扭曲了。比如六味地黄丸,本来是钱仲阳根据张仲景的用药思路,去附子、肉桂来治疗小儿解颅病的,那可能就是脑积水之类的疾病,六味地黄丸是用来利水的,但在明清一些医家的脑子中,这张方变成了养阴的基本方,继而成为补肾的头号方,或者说的更明白一些,那成为中国人“肾虚恐慌综合征”的安慰剂。
我喜欢王清任的方,有经方的骨架,有经方的精神,如血府逐瘀汤就是四逆散的加味方,补阳还五汤是黄芪桂枝五物汤的变方;我也喜欢一些常用方,比如逍遥散,就是当归芍药散的变方,用于女性月经不调而浮肿者有效。防风通圣丸中麻黄、大黄、当归、川芎、荆芥、防风、黄芩、山栀、白术等结伴而行,药味虽多,但有指征可寻,我用于治疗肥胖痤疮屡屡有效。所以说,后世许多方,都是在经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经方。
你提到在时方中提炼精简出新的经方的思路很好,确实,许多时方组成过于复杂,需要精简。如何精简?比较难,不是仅靠理论上的推理可以完成,还是需要临床观察总结,而且需要更多中医的参与。
张锡纯先生的处方很有劲,很多名医喜欢用他的方。他的方好,首先好在他对单味药药证把握得好。他在使用芍药、山芋肉、龙骨、牡蛎、山药、石膏、三七、代赭石、丹参等方面,确有独到经验。读者看他的书,能用得上,因为药证明确。再就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的处方大多是他的经验方,临床效果确实可靠。这些方,都有经方的精神。可以说,张锡纯先生在创制新的经方方面,做出了了不起的探索。(完)
黄煌 张薛光 苗志国 南京中医药大学
(上接3月25日6版)
三、经方的重投与轻取
张薛光(南京中医药大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):岳美中先生提出“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,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”,请结合您的临床经验谈谈经方治疗急性病、慢性病的特点。
黄煌(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:急性病用药品种不宜多,但量要重。比如退热时柴胡可达30克以上;攻下时大黄可用20克,上海的焦东海教授竟用200克以上。清代温病学家余师愚治疗瘟疫,石膏达数斤,用药量大,但中病即止。可是,对于慢性病的治疗,用药量就不宜大,宜小量常服。比如我治疗慢性肝炎,量很小,小柴胡汤每味仅数克。此外,守方很重要。守方的含义,指处方结构不必大变,有时服用数月不更。江苏孟河名医费伯雄以治虚劳名世,其治病,常常是一方常服数月或数年,病人中更有“终身宝之”者,这就是善于守方的高手。我有个糖尿病患者,90年代初来诊时,血糖居高不下,两腿浮肿,血压高,后坚持服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味,10多年不间断,现身体状况很好,没有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。现在许多青年中医,朝凉暮热,昨补今攻,枪法乱来一通,最后根本无法总结经验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,关键是对患者的体质和所患疾病的转归不清楚,是理论修养不够,也是临床经验储备不足。除以上原因外,可能还陷入了一种误区,总以为中医辨证论治就是要不停地加和减,其实,这种想法容易使辨证论治趋于庸俗化。辨证论治应该是抓主要矛盾,抓基本病机,而不是根据一些症状来加减对症治疗。
有人以为经方只能用于重病大症,而现代的慢性病则适宜用时方。这是一种模糊认识。经方中既有峻剂,也有缓方,其峻急如闪电雷暴,其和缓似和风细雨,白虎汤、大承气汤、大陷胸汤、大柴胡汤、三物白散、十枣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、真武汤等是峻剂,而甘麦大枣汤、桂枝汤、炙甘草汤、柴胡桂枝汤、黄芪建中汤、麦门冬汤等就是缓方。我曾用白虎汤治愈血小板减少导致的暴崩,用大柴胡汤治疗过胆道感染引起的黄疸、高热、腹痛,用真武汤救治过低蛋白血症的腹水。其用药猛,用量大,取效也快。我也经常用炙甘草汤治疗食道癌、胃癌晚期恶液质,用酸枣仁汤、温胆汤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失眠烦躁,用黄芪桂枝五物汤、五苓散治疗肿瘤化疗后的贫血。这些处方常常服用数月数年而不更,这就需要对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有充分的把握,才能坚守原方。
在经方中,没有一成不变的轻方或重方。有的时候,同样的方药,由于剂量的不同,也可演变成不同的快慢节奏。比如,小柴胡汤治疗急症发热,柴胡达到30克,黄芩用20克,一服大汗而热退。但用于慢性肝炎,则柴胡仅用6克,黄芩6克,半夏6克,甘草3克,嘱患者常服数月甚至数年。半夏厚朴汤是治疗神经症的调理方,非常温和。通常半夏、厚朴在10克左右,但对那些痰病重症,则常常量至20克以上,厚朴也达20克。此时,痰气交阻,非燥烈不可。五苓散也是平和方,但用于肝硬化腹水时,白术要达80克,气势也够大的。类似的经验很多,总的来说,这些经方或重投或轻取,都是根据病情而定,方证相应是基本原则。
四、提倡经方但不排斥时方
苗志国(南京中医药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):经方与时方并非完全割裂,虽然以不同的理论作指导,但只要用得好,临床都有疗效,那么,两者如何结合呢?您所说的“药证”是否就是它们的结合点?另外,对四气五味、升降浮沉等应当如何看待?
黄煌:是的,我们提倡经方,但并不排斥时方。严格来说,对中医配方优劣的判定,不能以古今为标准,也不能以能否解释为标准,只能以有无疗效作标准。而能否取得疗效的前提,应该是方证相应,方证是两者的结合点。因为无论经方、时方,只要是中医配方,应该都有方证,只是文献记载中,经方的方证比较明确,而时方的方证往往隐藏于病机方义之中,难以把握而已。要破译时方的方证,从药证入手,是个好办法。这就是前人所说的以药测证,但其药证主要依据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中的记载和后世的经验。
比如补阳还五汤,虽是清代的配方,但其中所用的药物,大多是张仲景的常用药,所以,根据仲景药证,自然可以将黄芪证作为补阳还五汤证的主要指征。还有玉屏风散,也是后世方,但用同样的方法,可以破译玉屏风散、四君子汤的方证。破译时方方证的方法,还可以从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唐方入手。研究古代的药证,这适合于仲景没有使用或所用不多的药物,比如石斛、牛膝等。我通过唐方中应用石斛的经验,发现石斛主要是用于脚弱无力而口干的病症,现在我用于治疗糖尿病引起的下肢周围血管病变,效果不错。但有些时方中的药证,很模糊,比如厚朴花、橹豆衣、桑叶、菊花、白花蛇舌草、夜交藤、合欢皮等。
至于四气五味、升降浮沉等学说,是金元以来解释药性功效的一种工具,是一些临床经验的总结和概括,对于遣方用药有帮助,但是不能拘泥。因为有很多药性和功效是无法用以上的学说去解释的。对此,清代的徐灵胎先生就有精辟的论述,他说“凡药性有专长,此在可解和不可解之间,虽圣人亦必试验而后知之”。
苗志国:经过两千年的发展,药物品种已经极大地丰富,有些药物如牛膝、红花等也大量出现,能否按照经方的思路方法,创制新的“经方”?或者从时方中精练出新的“经方”?张锡纯的方是否也有经方的思路?
黄煌:创造新的经方,完全有必要。但是,创造的途径只能是经过实践,而不是凭空推理。我不大喜欢看明人的方书,主要是讲阴阳水火的理论太多,太空,把一些经方的方义给扭曲了。比如六味地黄丸,本来是钱仲阳根据张仲景的用药思路,去附子、肉桂来治疗小儿解颅病的,那可能就是脑积水之类的疾病,六味地黄丸是用来利水的,但在明清一些医家的脑子中,这张方变成了养阴的基本方,继而成为补肾的头号方,或者说的更明白一些,那成为中国人“肾虚恐慌综合征”的安慰剂。
我喜欢王清任的方,有经方的骨架,有经方的精神,如血府逐瘀汤就是四逆散的加味方,补阳还五汤是黄芪桂枝五物汤的变方;我也喜欢一些常用方,比如逍遥散,就是当归芍药散的变方,用于女性月经不调而浮肿者有效。防风通圣丸中麻黄、大黄、当归、川芎、荆芥、防风、黄芩、山栀、白术等结伴而行,药味虽多,但有指征可寻,我用于治疗肥胖痤疮屡屡有效。所以说,后世许多方,都是在经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经方。
你提到在时方中提炼精简出新的经方的思路很好,确实,许多时方组成过于复杂,需要精简。如何精简?比较难,不是仅靠理论上的推理可以完成,还是需要临床观察总结,而且需要更多中医的参与。
张锡纯先生的处方很有劲,很多名医喜欢用他的方。他的方好,首先好在他对单味药药证把握得好。他在使用芍药、山芋肉、龙骨、牡蛎、山药、石膏、三七、代赭石、丹参等方面,确有独到经验。读者看他的书,能用得上,因为药证明确。再就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的处方大多是他的经验方,临床效果确实可靠。这些方,都有经方的精神。可以说,张锡纯先生在创制新的经方方面,做出了了不起的探索。(完)